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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七雄之魏国篇李悝（第2页）

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，巩固变法成果，汇集各国刑典，着成《法经》一书，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，使之成为法律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，固定封建法权。

《法经》分6篇，为《盗法》、《贼法》、《网（囚）法》、《捕法》、《杂法》和《具法》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曰：李悝着《法经》，“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、贼，故其律始于《盗》、《贼》；盗、贼须劾捕，故着《网》、《捕》二篇，其轻狡、越域、博戏、借假不廉、淫侈逾制，以为《杂律》一篇；……”

《法经》的编订，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春秋末年，晋、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，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。到战国时，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，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。李悝“撰此诸国法”

，修订出《法经》六篇，包括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。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，大盗则戍为守卒，重者要处死。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、刖之刑，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，也仍构成犯罪行为。贼律是对有关杀人、伤人罪的处洽条文，其中规定，杀一人者死，并籍没其家和妻家：杀二人者，还要籍没其母家。

囚、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。杂律内容包罗尤广，包括以下几类：

1淫禁。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。（这条现在也应该实行起来。）

2狡禁。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。

3城禁。禁止人员越城的规定。

4嬉禁。关于赌博的禁令。

5徒禁。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。

6金禁。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，如规定丞相受贿，其左右要伏诛，犀以下受贿的要处死。

具律是《法经》的总则和序例。《法经》出现后，魏国一直沿用，后由商鞅带往秦国，秦律即从《法经》脱胎而成，汉律又承袭秦律，故《法经》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李悝制定《法经》，是为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，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，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

的法制原则；具体了任意杀人是犯法的，要治罪处刑，限制了奴隶主贵族随意杀害奴隶的暴行；体现了“重刑轻罪”

的精神，呈现了“重典治民”

的观点。以至于商鞅、韩非子继承了他的衣钵，进一步展成“刑以止刑”

的理论。

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，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，使魏国因而富强。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，已不可详，只能从《汉书》“食货志”

的记载略窥梗概。他指出：“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顷，除山泽居邑3分去一，为田六百万亩，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，不勤则损亦如之。地方百里之增减，辄为粟百八十万矣。”

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，造成粮食的减产，粮价因而上扬。然而“耀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；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”
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“甚贵与甚贱，其伤一也。”

也以，“善为国者，使民毋伤而农益劝。”

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，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，他体认到“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”

，“农者寡而游食者众，故其国贫，危”

；而且“农少、商多”

的结果是“贵人贫、商贫、农贫”

，因而极力抑制末业（特别是商业），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，以达到“搏以于农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