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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家大族五姓七望（第3页）

有唐一代，赵郡李氏更为显赫，出宰相17人，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。博崔、赵李之荣盛，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，若按传统理解，唐初时的“崔、卢、李、郑”

，仍指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。

不过，由于自唐起博崔、赵李已正式成为级豪门，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——“五姓七家”

：博陵崔氏、赵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陇西李氏、太原王氏。“五姓七家”

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，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，尤其是自中唐开始，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，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。

“五姓七家”

，“恃其族望，耻与诸姓为婚”

，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，以保持高贵的血统。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，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、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；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；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，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，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。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的一叹：“此生所遗憾者，未能娶五姓女！”

薛家已属以韦、裴、柳、薛为成员的“关中四姓”

之一，但仍如此仰望“五姓七家”

，足可见其影响。

贞观中，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，说：“比有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虽累叶陵迟，犹恃其旧地，好自矜大，称为士大夫。每嫁女他族，必广索聘财，以多为贵，论数定约，同于市贾，甚损风俗，有紊礼经。既轻重失宜，理须改革。”

当时，太宗多次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：“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，而人间又为何重之？！”

于是，命重臣修《氏族志》，但在初稿中，编修者无视皇室，而将“山东士族”

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。后在太宗的干预下，《氏族志》抬高了皇室，对“山东士族”

进行了压制，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。

实际上，唐朝皇帝在抑制“山东士族”

时是极不自信的，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。高宗时代，依旧打压世家大族，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：“后魏陇西李宝、太原王琼、荥阳郑温、范阳卢子迁、卢浑、卢辅、清河崔宗伯、崔元孙、前燕博陵崔懿、晋赵郡李楷等子孙，不得自为婚姻。”

结果依旧不如意，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，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：“其后天下衰宗落谱，昭穆所不齿者，皆称‘禁婚家’，益自贵。”

他们不仅蔑视诸姓，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。唐文宗时，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，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，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。为此文宗无语：“民间修婚姻，不计官品而上阀阅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顾不及崔、卢耶？”

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，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，相反更为严重。

回顾历史，可以看到，盛唐时，“五姓”

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。原因一是，当时建唐的功勋——“关陇军事集团”

仍有很大势力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；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，而当时“五姓”

多以门荫入仕，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；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（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）。但“安史之乱”

后，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，“五姓”

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，比如荥阳郑氏，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，而自中唐开始，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，遂有“郑半朝”

之说；又如清河崔氏，有唐一代，其支房南祖房、清河大房、清河小房、青州房共1o人出任宰相，“安史之乱”

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，事变后进入中唐，则6续有8人为宰相。

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，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，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。如范阳卢氏，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，中进士者过百人，这一数量令人惊异。要知道，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，录取人数又少，卢氏能有此成绩，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。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，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，李德裕“耻与诸生从乡赋，不喜科试”

、“尤恶进士”

，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。